李克强是中国第一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总理，拥有经济学博士和法学学士学位。一位省委书记在参加了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感慨：中国找到了一位非常懂经济的总理！

1994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该论文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

习、李执政这两年，随着中国社会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这篇论文重新被人们提及和讨论，并且2013年5月有外媒称该论文成为现在中国政府制定城镇化方针与农村政策的指导性文件。笔者也是头一次看到篇幅这么短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原版刊出该论文一共17页，就是这么多字。

李克强于1988－199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1991年发表该论文，1994年获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该论文是他的博士论文。本篇李克强博士论文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先生。该论文的价值和意义在于:

经验表明, 以城市为依托、以争取最大产出为目标来推进工业化, 是不可能实现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整体改造的。那么是否可以一举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 建立起两个系统间在劳动力转移和居住方式变迁方面的紧密联系, 从而使二元结构直接向一元结构转换呢?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 二元结构可以直接向一元结构转换, 这种理论也称为“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 , 它大致符合许多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历史经验。至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效仿这一转换方式。然而, 采用上述直接转换方式的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至今并未取得多大进展, 因为事实并不是象“ 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 描绘的那样, 城市现代工业的容纳力和吸引力要比预想的小得多, 特别是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集约化程度提高等原因, 城市现代工业的就业增长率必然大大低于生产力增长率。而且, 城市也不仅仅存在着现代工业部门, 同时还存在着城市传统部门。城市传统部门的收入水平之低相当于农村的最低生存费用, 但由于毕竟没有土地条件的制约, 因而也还是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这种城市传统部门。西方经济学家对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考察表明, 在这些国家确有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出, 但所流出的大部分却未被现代工业吸收, 而是被城市中的传统部门或贫困部门吸收了。这可以说是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间劳动力转移尚未展开的条件下, 提前开始了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转移。这种人口向城市传统部门的集中形成了城市贫困社会, 二元经济结构固然因此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但并非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说, 是恶化了。

如果中国走上上述道路的话, 后果将更加严重。因为经过强化的二元结构使得城市工业的吸纳力更小, 甚至不足以容纳城市本身新增的劳动力。同时由于农村的上地资源缺乏,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将不仅是受比较收益机制的推动, 还要受到农村排挤人口机制的驱动。其结果会使城市传统部门恶性膨胀, “ 城市病” 的特征将更加显著。问题还在于, 这样做在客观效果上不可能将两种经济部门有机地联结起来, 反而会增加二元结构转换的复杂性。

当然, 也可以用行政性的强制方法将剩余劳动力只是导向城市工业部门。实际上, 中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曾不同程度地采用过这种办法。但向工业企业中硬性安排劳动力, 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 而且随着工业增长的波动, 也会产生就业增长的波动。例如50 年代末曾有过一次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集中转移,而伴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大幅度下降, 工业生产也出现了负增长。因此, 60 年代初, 又不得不将1 8 0 0 万已进入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强制遣返农村, 结果显然是适得其反。

据上所述, 不论从怎样的角度论证, 理论和事实都证明, 在中国直接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是不可能的, 这也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性有着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 不论是通过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 还是依靠在城市中扩张工业部门来转换二元结构, 都不仅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现实的。那么, 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农村, 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通过弱化二元结构的强度, 来打破固有的平衡, 形成国民经济结构的新局面。

四、推动三元结构发生转换的条件与对策

(一)推进三元结构的发展

继续推进三元结构的发展, 也就意味着仍然要促使农村工业部门不断扩张。三元结构不发展, 向一元结构转换就无从做起。丛总体上看,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将会较为长期地存在。按照一般的说法,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时仍有1 亿人左右, 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 / 3 。而且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轻型的年龄结构, 使今后一二十年内将面临劳动力增长的新的高峰。据预测, 农村每年要新增劳动力近1 0 0 0 万个左右, 因此, 到本世纪末, 每年至少要转移近1 0 0 0 万个劳动力。但即使是在农村工业部门迅猛发展的10 年间, 平均每年也只能吸收5 00 多万人, 相当于应容纳劳动力的一半左右。由此推断,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农村劳动力的增量必然大于转移量。

即便从国际比较来看,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日本从1 8 71年的明治维新开始到1 9 7 1 年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由8 4.9% 下降到1 7.4 % , 花了1 00年的时间。俄国则用了1 10 年的时间使农业劳动力由7 7 % 下降到1 9 8 2 年的2 0 %。而中国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 就业结构的转换就更加呈现落后性。由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真正兴起的时间并不长, 与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特定条件相联系, 三元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 将会较长时期地存在, 但相对而言, 又是加快了实现结构转换的进程。因此, 农村工业化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过渡措施, 在宏观政策上也不能把乡镇企业只是看作农村经济的一个方面, 而应从结构转换的高度继续推进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

(二)促进三元结构的演化

诚然, 三元结构局面较为长期存在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是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可能选择, 但这并不是绝对合理的, 最终还是要转变为一元结构。因此, 在三元结构发展过程中, 还必须把它看成是结构转换中的一个转换性结构, 从而尽可能地为向一元结构过渡创造条件。

不可否认, 结构转换的最根本问题还在于占中国人口80 % 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城市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为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 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又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因为城市化的费用高昂和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过大。然而, 如果没有人口不断地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 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

不仅如此, 还会制约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 影响农业收益的提高, 并且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较大浪费, 其结果, 很可能是三元结构出现新的刚性特征, 给国民经济结构的最终转换带来新的难度。

因此, 既要看到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为劳动力结构转换开辟了现实途径, 也应该重视它所提供的人口结构转换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农村工业部门发达地区已表现得十分明显, 甚至已成为现实性。这就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 因势利导, 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 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 逐步发展中小城市。与此同时, 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 也必然会推动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商品经济的发展, 促进包括劳务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的发育, 从而使已经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的城市转移。当然, 要促成这一状况的发生与发展, 还必须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 使户口政策等随之松动。

向城市化方向发展, 还有利于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改善和扩大就业容量。从国际比较来看, 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 只有工业与第三产业大体保持相似的就业份额, 才能保证工业化进程的顺利进行。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也应基本符合或相对适应这一发展规则。但目前中国乡镇企业中的工业与第三产业的份额是不成比例的。1 9 8 8 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份额中, 工业占60 % , 而第三产业仅占22.4% , 两者相差约38 个百分点, 过于悬殊。但在推动城市化逐步发展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对包括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较大的需求, 促使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和人数稳定上升, 从而有利于农村工业部门向现代化的方向演进, 使其在发展趋向上更符合结构转换的要求。

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成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 从根本上说将有利于中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 质量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是对10年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目标的修正, 使这一过程注入较多的现代化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 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迅速由数量型模式转为质量型模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就业结构的转换与人口结构的转换完全同步, 而在于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呈现相同的趋势, 从而促进三元结构的不断演变, 使之走上相互融合的良性循环的轨道。

从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流程来看, 也应当是多层次发展的。目前乡镇企业的职工总数虽然有9 500多万, 但完全脱离土地的不到其中的一半。也就是说, 大部分还是兼营土地的兼业户。无疑, 随着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向城市化推进, 这些兼业户将会逐步放弃土地, 但后继的兼业户仍会不断出现。这是因为中国农村有着庞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 而从农业生产的特点看, 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又不一致, 农业剩余劳动力中必然有较大一部分是季节性剩余, 不可能都离乡转移。这一流程从一个方面说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注定是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三)协调农村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关系

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 更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基础。10 年来, 中国农村工业部门的迅猛发展, 主要是基于农业发展的支撑, 但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并未能获得稳定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农业部门的低速发展甚至停滞和农村工业部门的高速推进形成鲜明对照, 己成为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 协调两者间的发展关系愈益显得刻不容缓。

那么, 能否说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在总体上看已经过量了呢? 不能。如果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 目前中国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还远不充分, 在一些农村非农产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非农就业人口早已达到农村就业人数的70 % 左右, 农村制造业人口占农村非农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也已达到50 % 左右。而在中国, 1 9 8 8 年全部非农产业劳动力仅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23· 8 %。因此, 问题并不在于农村工业部门是否应继续得到长足的进展, 而在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应该与之相协调, 在发展速度上应当保持适度的比例。但是使两者在速度差距上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主要不应依靠减缓农村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 , 更不能一味扼制其增长势头, 而应该侧重提高农业的增长率。从总体上说, 后者的提高也不能采用以农村工业部门反哺农业部门的方式, 就两者的发展关系而论, 应当是逐步实现各自基本上依靠自身的积累获得自我发展。

应当看到, 在总的格局上, 农业为工业发展无偿提供积累的状况仍然存在。农民受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转向农村工业部门在方向上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 农业的比较利益过低, 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因此, 必须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逐步实现工农业产品的基本等价交换。考虑到提高农产品价格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 可以不采取一次性消除“ 剪刀差” 的方式, 而是使之不断缩小。与此同时, 国家还应用增加对农业投入的方式来补偿农业的利益损失, 至少应当把从“ 剪刀差” 中抽取的支付城市发展的资本转化为农业投资, 从而为农业的增长增加动力, 为农业依靠自身积累发展创造基本条件。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因而协调的方式也不能是整齐划一的。对于乡镇企业刚刚起步的地区尚不能排除依靠农业进行积累, 对于乡镇企业发展已经具有相当雄厚基础的地区, 也不应断绝企业利润向农业的回流。

农业依靠自身积累发展的实现还有赖于土地产权体制的改革。现有土地关系下农业经营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迟早要得到解决。从为未来农业的发展创造环境条件的角度考虑, 对那些大量占用耕地、严重污染环境、给农业生态造成破坏的乡镇企业, 必须进行严格限制。只有农业得到长足的进展, 农村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协调发展的局面才能完全形成, 其结果将是对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形成更加强有力的推动。

(四)加强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工业部门的带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 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同属于中国工业经济的组成部门; 因此, 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不仅要看到它们的异质性, 也要注意它们具有同质的因素, 而且从结构转换的角度看, 应该是向着同质的方向发展。

就启动方式而言, 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主要是依靠农业增长的推动, 改革使农村所释放的能量形成了农村工业部门高速增长的势头。由于这一进程的出现, 主要不是因为城市工业部门向农村的扩散, 而是由于产业政策调整的滞后, 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在产业结构上的趋同局面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种结构趋同必然妨碍两个部门的正常发展, 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因此, 必须促进两个部门的合理分工。虽然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将继续趋于上升, 但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结构转换的目标看, 农村工业部门在整个工业经济领域仍将长期处于第二位。鉴于农村工业部门的近代工业性质, 为了保证资源和资金的更有效利用, 需要在优先考虑城市工业发展的前提下，对资金来源和资金的利用范围进行划分，通过这种划分来引导乡镇企业在某些工业行业的进入度。与此同时，还有必要从利用层次上进行划分，也就是按产品的生产加工阶段进行分工。一般来说，农村工业部门应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和初级加工型的产业，城市工业部门则主要从事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城市工业部门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可逐步从传统产业中退出来，为农村工业部门提供空间，减少两者在层次上的过渡竞争。从表面来看，这样似乎会降低农村工业部门的层次，但实质上却会形成一城市工业部门的有机联系，由低层次的竞争转变为生产流程汇总的密切合作。